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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参差不齐。中央军的德制装备比例不到30%，而地方部队多数仍在使用过时的汉阳造步枪。蒋介石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感叹：“添置新式军械难如登天。”这一困境使得更换新型德制武器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德国政府对军售实施禁令，德国的顾问团和民间军火商反而开始更加活跃。虽然德国表面上严格遵守禁令，实际上却暗中允许这些私人组织通过非正式渠道向中国输送武器。为了绕过禁令，南京方面采取了创新的“以货换货”和“分期付款”的交易模式。

　　1934年，南京政府通过分期付款方式，从德国莱茵金属公司首批购买了24门150毫米野战重榴弹炮及数万发炮弹。这批榴弹炮射程达15公里，型号为32倍径榴弹炮，并于1936年夏秋抵达中国。此批武器用于组建炮兵第10团，德国方面同意以江西的钨矿砂作为抵押。这种交易模式成为两国军火交易的主要形式。

　　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总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向柏林发出了密电，强调：“维持与中国的长期影响关系是德国的长远利益。”塞克特的坚定支持为突破禁令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塞克特自1933年起便来到中国，担任总军事顾问，并向蒋介石提出了两条核心建议：一是将常备军从170万削减至30万，并全部装备德式武器；二是由德国协助建立现代化兵工厂体系。他设计的军队整编方案要求每个整编师配备288挺重机枪、48门高射炮、36门榴弹炮等重型装备，并计划每月消耗炮弹300万发、子弹1400万发。这一方案不仅涉及部队编制，还包括训练体系和后勤保障的改革。1934年春，塞克特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向两百多名军官讲解并演示了德式步兵操典和战术。

　　1935年，汉阳兵工厂在德国工程师的帮助下改造了生产线，定型生产了“汉造廿四式”步枪（后称中正式）。这种步枪在设计上参考了德国标准，采用了7.92毫米尖头弹。此外，德国的装备不仅限于步枪和炮弹，甚至扩展到M35钢盔、S型地雷等，以及用于野战通信的电话系统和海岸探照灯等。

　　随着德制装备逐步渗透，长江防线完成了德制水雷的布置，德国的军工产品也逐步装备了主要作战部队。到1936年，德械装备主要集中在少数部队如教导总队、第36、87、88师等，总数约19个师，占中央军的比例不足30%，但比三年前已有显著提升。

　　德国技术团队随后深入中国内陆，协助改造和建设兵工厂。克虏伯的专家协助湖南株洲炮厂生产75毫米山炮，河南巩县防毒面具厂则采用德国的化工技术进行生产。江西光学仪器厂引进了蔡司公司的精密设备。在这些军工项目中，德国合步楼公司负责整体协调，矿产作为支付方式之一。

　　1936年，中德双方签订了《德华信贷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帝国马克的贷款，用于采购工业设备。江西的钨矿砂成为协议的核心抵押，每吨精矿兑换80支毛瑟步枪。1936年冬，青岛港每月运出2000吨钨矿砂，这些矿砂的质量优于其他国家的矿产。

　　德国的技术人员在指导下，帮助中国兵工厂进行生产优化。例如，克虏伯技术团队在株洲炮厂帮助安装膛线毫米山炮的试制过程中，德国工程师惊讶地发现“中国工人用人力吊装两吨炮架，效率超过机械”。

　　与此同时，四川泸县的兵工厂将化学车间改为生产烟雾剂，江西光学仪器厂则将进口的研磨机拆解报关，并在庐山山洞进行组装，使得望远镜的精度达到了德国军标。

　　随着德制装备的普及，中国的军工技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36年，汉阳兵工厂的总工王瑞骧被提升为技术副署长，他将德文手册作为行业标准，并使得兵工署的采购清单趋向德系。莱茵金属炮钢逐渐替代瑞典钢材，M35钢盔的模具也取代了英式设计。

　　到了1937年，德国在中国的军事合作进入了新阶段。法肯豪森（塞克特的继任者）每周主持战术研讨会，并要求中央军掌握德军的《部队指挥》手册。1937年春，徐州演习中，教导总队演练了德式“弹性防御”战术，越来越多的军官精通德式战术，而留日背景的军官数量在决策层中的比例逐渐下降。

　　随着1937年德国对华军工合作的加深，德外长在日本抗议时，以“民间商业”进行应对，而在背后却加速转运军火。在上海战事爆发后，粤汉铁路的钨砂专列改挂瑞士商旗，通过香港转运。1938年5月，最后一批钨砂离开青岛港，距德国撤回顾问仅剩两周的时间。

　　1938年6月，最后三十名德国军事顾问离开中国。然而，德国的军事影响依然深远。株洲炮厂根据克虏伯的图纸生产了296门山炮，巩县化工厂每月生产炸药两百吨。迁往重庆的汉阳步枪生产线依然沿用德国的热处理工艺。这些带着钨矿印记的德制装备，随中国军队一同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在长江战场上，德制重榴弹炮封锁江面；在南方前线，蔡司望远镜指引着精确的打击。德制钢盔出现在东部战场，承载着中德军事合作的历史记忆。